主页 敦煌文库 晋唐文库 敦煌研究室 闲人专辑 艺术家 艺术品 书画院介绍 书画收藏与投资 在线留言

苏莹辉先生敦煌学研究述要

20世纪50到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内地的敦煌学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文革”10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此时的台港地区,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贡献最大者为潘重规、苏莹辉、饶宗颐等先生。苏莹辉(1915―2011),字景坡,1915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40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同年入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经子学系;1942年任职重庆中央图书馆;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南京中央图书馆编纂;1949年到台湾,任职“中央”博物馆、图书馆编纂和中国文化学院、国立台湾艺专、国立政治大学教授;1966年至1979年任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副教授;1980年赴香港,任香港珠海书院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1983年返台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高级研究员、顾问;1990年退休。其后,先生又任华梵佛学院兼任教授、华梵大学专任教授,1996年荣休。
  苏莹辉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代研究人员,他虽然在前敦煌艺术研究所只工作了两年多,但从此敦煌学成为他终身研究的课题。据统计,苏先生有关敦煌学的著作计13种,各类文章220余篇{1}。在敦煌学的很多领域,他都作出了突出贡献{2}。
  一 敦煌史地研究
  在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界,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史地研究享有盛誉。“说到敦煌史地的研究,成果最大最丰者莫过于苏莹辉先生”[1]。尤其是其中关于瓜、沙归义军史的研究,有论者指出“台港地区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卓有建树的首推苏莹辉”[2]。
  苏莹辉先生关于瓜、沙归义军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归义军人物事迹之考订
  《张义潮》概述张义潮的家世、生平及收复河陇的事迹。《补唐书张淮深传》在对史实的详密考订的基础上,以简洁古雅的文笔,为张淮深补写列传。《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授旌节辨》《唐僖宗光启三年求授旌节者为索勋论――瓜沙史事丛考之一》两文,讨论英藏s.1156号写卷中光启三年求授旌节者的身份,否定了唐长孺认为是张淮深的说法,考证其人当为索勋。《朱梁时曹仁贵继张氏为瓜沙归义军节度使说》《继张氏为归义军节度使者为曹仁贵论》《三论继张氏后节度沙州归义军者为曹仁贵》《张承奉称帝称王与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颠末考》诸文,都认为在张承奉之后节度归义军者为曹仁贵,而非曹议金。《曹元德、元深、元忠事迹考略》《曹元忠卒年考》《曹元忠仕履与卒年新考》,考订曹议金三子元德、元深、元忠先后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事迹,并就曹元忠的卒年提出新的看法。《论晚唐统治瓜、沙二州的张、索、李三姓政争始末》推测张淮深兄弟可能为索勋所害,李氏诛索勋立张承奉,不过是索李二氏之互争。《敦煌翟凤达其人其事》,考订了五代敦煌学者翟凤达的生平、事迹与著述情况。
  (二)河陇陷蕃及光复时代
  《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跋饶宗颐先生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略论唐代河西五州之陷蕃及其光复时期》等文,指出河陇诸州乃至沙州之寿昌、敦煌二县,并非同时陷落,并最终将敦煌陷蕃的年代考定为德宗贞元三年(787)。《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从吐蕃的进军方向、地理形势以及敦煌民心三方面分析敦煌最晚陷落的原因。《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代》《唐宣宗收复河湟地区与三州七关的年代略论》《试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等论文,考证出河陇诸州亦并非同时由一人收复,而收复后遣使长安,亦非一人一次,所取不止一途,使者到长安后所献上的表、图情况也不相同。
  (三)曹氏之联姻及外交关系
  《从莫高、榆林二窟供养者像看瓜、沙曹氏的联姻外族》《瓜沙曹氏之联姻外族与兼事宋辽略论》,通过敦煌石窟供养人像及题名,考订曹氏与甘州回鹘、于阗等的联姻关系。《瓜沙曹氏兼事宋、辽颠末》《论五代宋初归义军节度使的多边外交》《赵宋敦煌曹氏之睦邻政策与多边外交》,主要考述曹氏对宋、辽同时遣使朝贡的史实。     (四)张承奉及曹氏之称王、称帝事迹
  《张承奉称帝与曹议金节度使继承人问题略论》《张承奉称帝称王与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颠末考》《从几种敦煌资料论张承奉、曹议金之称“帝”称“王”》,对张承奉之建立“西汉金山国”及称帝时间、名号与事迹进行了考订。《瓜沙曹氏僭称“敦煌王”及受封“敦煌郡王”考》《瓜沙曹氏称“王”者新考》,从各种资料中爬梳出曹氏几代人称王及受封的事迹,考订较为精审详密。
  (五)归义军领州数
  《晚唐时归义军节度使暨凉州、瓜州两节度领州数述异》一文,指出张义潮收复河陇虽达11州之多,但以瓜沙为主,其余诸州“不免旋得旋失”。《咸通中凉州节度使统管凉、洮、鄯、河、临五州说――跋李明振碑末张淮深兄弟名衔二则》,述凉州节度使之领州数。《略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领州沿革》《五代迄宋初沙州归义军节度使领州沿革考略》二文,分别考述前后各时期沙州归义军所统辖之州数,较为详尽系统。
  此外,《瓜沙史事系年》以五万字的篇幅,编年移录并考订瓜、沙史地之大事可记者,及其与中原政权的朝封事迹,起于唐建中二年(781),讫于宋皇?v四年(1052),共270年间之史事,实为一详尽的归义军编年史。《瓜沙史事述要》和《瓜沙史事论丛》为论述归义军史的综合性文章,对上述各个专题,都有所论述和考订,实为苏氏治瓜沙史事之总结性论文。
  苏莹辉先生关于瓜、沙史事的研究,创见极多,“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3]。
  与此相关,苏先生还对这一时期的僧人有较为深入的考证。《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论吴法成并非绪芝之子亦非洪辩和尚》《晚唐河西地区的三位都僧统――论吴僧统、洪辩、吴和尚并非一人》以及《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诸文,考订敦煌地区的三位僧人吴僧统、吴和尚及洪辩并非同一人,文章列举证据,对三者事迹一一作了考辨,最后得出结论:三人都担任过僧官“都僧统”,但其时代先后及经历并不相同,否定了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的观点。论者指出“苏文言之成理,可备一说。但他的观点多由推论所得,问题的最终圆满解决有待深入的研究”[2]674。
  二 敦煌艺术研究
  苏莹辉先生在敦煌艺术的研究方面,同样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也多能为学界所肯定,论者指出“在台港的敦煌艺术研究者中,苏莹辉和饶宗颐的成就比较突出”[2]669,“在敦煌绘塑研究中,苏莹辉和饶宗颐可谓佼佼者”[1]111。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敦煌学论著总目》中,收录苏莹辉先生关于敦煌艺术研究的论文著作近50种,可见苏先生在这个领域的成果之繁富。
  关于敦煌画艺研究,通论性的文章有《敦煌壁画石室发现对中国绘画之影响》。本文详细探讨了敦煌壁画的时代与类别,并讨论了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尤其是披露了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一些认识和体会,颇有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佛教艺术概说》《敦煌的壁画艺术》《树立形象的历史――敦煌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上之地位》等文章,都对敦煌壁画作了概要的介绍和综合的探研。《敦煌及施奇利亚壁画所用凹凸法渊源于印度略论》《敦煌壁画的题材与技法概述》等论文,对敦煌壁画的技法及其源流作了探讨。《从一铺敦煌千佛洞的初唐壁画探讨佛教东传问题》《敦煌成陀罗功德窟女供养者像简介》《敦煌壁画回鹘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考略》《从“文、史互证”及“艺术表现”――谈敦煌壁画的价值》,从敦煌壁画研讨历史问题,尽管有些立论尚嫌证据不足,但其开创性的探索是极具启发性的。《别矣猪年:漫谈野猪与〈玄武图〉――出现于敦煌的宗教画》《漫话敦煌莫高窟藻井图案――唐代的美术装饰之一》《大风堂旧藏隋代佛画初探》等具体研究了敦煌壁画及绢画的艺术特色与意义。
  敦煌雕塑方面,《敦煌千佛洞的雕塑艺术》《中国彩塑艺术之特征》《分布在河西、陇右的佛教雕塑略论》《敦煌莫高窟雕塑概述》《敦煌彩塑佛像坐姿举隅》等,或概观或具体,对敦煌石窟雕塑艺术作了深入的探讨。
  《敦煌艺术与佛教美术教育之回顾及前瞻》从各方面回顾了敦煌艺术与佛教美术的教育状况,并对其发展提出了一些期望,最终的关怀为“庶几研究敦煌学之风气,不让法、日诸邦专美于前,俾免‘礼失求诸野’之羞矣”[4]。《敦煌艺术研究近貌》以及其他敦煌学回顾性文章中,都有对敦煌艺术研究历程的介绍和评论。而《张大千先生与敦煌壁画》《罗寄梅与敦煌壁画》则分别评述了张大千、罗寄梅对于敦煌艺术的研究及其贡献。
  三 敦煌考古研究
  苏莹辉先生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的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下面就从三个方面对其研究及其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关于碑刻的研究
  《跋敦煌岷州庙经幢残石》从残碑的体制、文字推测其内容及时代,认为可能是元魏时代的“缘生”。《跋莫高窟造像及功德题名石刻拓本》介绍了莫高窟一个碣形造像及功德题名石刻。《敦煌新出泰始十一年乐生碑跋》论述了乐生碑的发现及其署名、年月等问题,以及制作时代的风气、石上文字的书法等。《敦煌翟家碑时代考》考订敦煌翟氏家族碑的相关问题。《莫高窟c.一三四窟武周李义碑的正名及其相关问题》对此碑的名称、碑主以及碑文数字与p.2551号抄本之异同等问题作了探讨。
  (二)关于供养者像及题名的研究
  《榆林窟壁画供养者题名考略――瓜沙史事丛考之四》对榆林窟供养者题名,按供养人的时代作了考订,尤其对曹氏家族及其臣僚的官履、生平作了考订。《论莫高、榆林二窟供养人题名之有裨考史》通过对六个供养人题名的实际考订,以证明供养人题名之有裨考史。而《敦煌壁画供养者举隅――北朝早期人物、服饰史料简介》《敦煌壁画供养者像举隅――隋迄元代服饰史料简介》则通过供养人像中的服饰,考察古代的服饰状况。
  (三)关于莫高窟及藏经洞历史的考察
  《敦煌石室和敦煌千佛洞》指出了“石室”与“千佛洞”的不同。《敦煌石室封闭年代新论》《重论敦煌石室封闭之年代》《敦煌石室封存经卷之谜》等文章中,对于石室封闭的原因与年代,结合前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莫高窟七佛药师之堂非由洪辩所开凿》则为专门研究莫高窟七佛药师之堂,考订出此窟乃由吴僧统所开凿,而吴僧统并非洪辩。     四 敦煌写本文献研究
  关于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苏莹辉先生同样用力甚勤,作出的成绩也较为显著。
  综论方面,尤为著名的是《中外敦煌古写本纂要》,本文意在“就敦煌写本之有裨校勘者,摘要论述于次”[5],对各国所藏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一一予以介绍和考论,包括卷子的体制、内容、年代及学术史意义以及其流传情况和近人校订整理情况等,提要钩玄,本文“抵得上一篇敦煌写本‘四部书’概观与简史,在收集整理上颇见赅备”[2]680。此外,《六十年来敦煌写本之研究》等一些关于敦煌学之总体性回顾文章中,对写本几十年来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回顾与评介。
  对写本的具体研究方面:《巴黎藏敦煌写本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道场四疏笺证》取史籍之记载、供养人题名与疏文相互释证,意在考订瓜沙史事。《敦煌写本国语解残卷》介绍了卷子的正、反两面情况,对卷子内容进行校勘、推测,并指出其出处和价值。《上五经正义表之版本及其相关问题》《论巴黎藏石室写本衔名残页之价值》《从敦煌本衔名页论五经正义之刊定》《略论五经正义的原本格式及其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等文章,通过对敦煌写本上五经正义表“衔名残页”的研究,进而对五经正义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敦煌六朝写本毛诗注残叶?壹恰范员拘淳斫?行了校勘并介绍了其传布情况。《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考论了毛诗定本、诂训传分卷及章句字数位置等问题。《北魏写本孝经残叶补校记》不仅对写本残叶进行了校勘,还进一步从写本论及《孝经》之兴盛及《孝经》要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介绍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新发现北魏写经的情况。
  苏先生对写卷的校勘还延及石刻文字。《跋唐宣宗赐沙州僧政敕》《从〈赐沙州僧政敕〉略谈唐代告身》及《陈著〈敦煌写本洪辩悟真等告身校注〉?叶良恰罚?用石刻碑文校勘写本之内容讹误,并进而探讨唐代“告身”制度以及相关的其他史事问题。
  五 敦煌文学研究
  苏莹辉先生对敦煌文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他非常注重对敦煌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传承关系的探讨。
  《敦煌艺文略》为一鸿篇巨制,总结介绍了敦煌籍学者及著述家两千年来的著作情况,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下又分为若干类,以著作为纲,概要介绍了作者其人其事以及著作的内容、流传、意义等情况,搜罗较为详备齐全,两千年间敦煌学人之著述情况,于此可见其概貌了。
  苏莹辉先生尤其注意探讨敦煌写卷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敦煌卷子对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家之贡献》从以下三个方面指出了敦煌写卷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贡献:一是新文体的发现,文中介绍了“用白话作成的韵文赋”(俗赋)及“变文”两种新文体的发现及其概况;二是通过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证实“词”的起源甚早;三是因写卷的发现使若干久佚的作品重现于世,如《秦妇吟》等。而《从敦煌遗书的发现论中国古典文学和俗讲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一文,则从写卷的发现论述了敦煌俗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介绍了《韩朋赋》《古贤集》的敦煌曲以及讲唱文学与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以及插图的渊源传承关系。
  就单篇进行具体考察的,主要有《论敦煌本史传变文与中国俗文学》,就敦煌本“史传变文”诸篇分别作了文学史的考察;《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捉季布传文》《董永变文》分别取变文与史传记载作对比,考察了故事的流传演变情形;《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与归义军史事相参证,以文证史。诸篇的考察,在敦煌文学研究中具有典范性。《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则主要着眼于曲中与瓜沙史事相关者,以曲证史,不过有些联系稍嫌牵强。此外,还有《谈“变”――读〈孙悟空和七十二变〉后(上、下)》《敦煌变文中的浣纱女》《敦煌变文中的董永故事》等文,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在对敦煌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苏莹辉先生也十分注重对敦煌学研究史的总结与回顾,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胸怀和旨趣。
  《敦煌学在日本》主要介绍和评述了日本学者在敦煌写卷的传抄、刊布、影印等方面的贡献及研究成果,还详细描述了日本公私诸家所藏敦煌卷子的情况,开列“晚近中日学者关于‘敦煌学’的著述”目录。《七十年来之敦煌学研究概述》,对1980年代以前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包括莫高窟的沿革、石室的封启以及“洞窟绘塑的发现与书目刊行”“早期学者对敦煌资料的刊印流传”进行了综述,并从“卷子的校勘与辑佚”“绘画与雕塑艺术”及“瓜、沙史事”三个方面介绍了研究成果。《近三十年国际研究“敦煌学”之回顾与前瞻――写在日本召开亚洲及北非人文科学国际会议以前》,概述了台港、欧洲、美国、澳洲及日本等地区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从九个方面对未来的敦煌学研究提出了期望,呼吁中国学者以优异的“敦煌学之业绩,庶几无负国人的期望”[6]。《国际敦煌学研究近貌》从写本校勘、画艺研究、艺术品出版和文物展出等方面展示了国际汉学界的“敦煌热”。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学术史文章,表现出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关注的视野广阔,往往回顾的是整个国际敦煌学界的研究状况;二是在介绍前人的研究成果时,不仅仅是简单的列举介绍,更能进行深入而详尽的探讨,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往往独到而精辟;三是在作回顾与展望时,怀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再勉励国人奋起努力,在敦煌学研究上追赶国外学者。
  苏莹辉先生不仅是敦煌学研究的大家,同时也热衷于普及、传播敦煌及敦煌学的知识,《谈敦煌学》《敦煌与敦煌学:中国文化史上交光互影的瑰宝》等文章可为其代表。说到苏莹辉在敦煌学传播方面的贡献,最为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他的《敦煌学概要》一书。本书初版于1960年,后进行增补,于1988年出版增订版。本书是敦煌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对于普及和传播敦煌及敦煌学,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敦煌学概要》一书具有鲜明的特点,全书分为文字部分和图片部分。文字部分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通论与概说部分,分别介绍了敦煌的地理环境、莫高窟的开凿与藏经洞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内容、敦煌卷子对中国学术史的贡献以及敦煌文物在国内外流布的大致情形;下编分论,就敦煌学的各个专题进行叙述:“瓜沙史事”“千佛洞的壁画与雕塑”“千佛洞的供养像与题记”“千佛洞的古建筑遗存”以及“敦煌的石刻”,最后介绍了1944年“新发现的写本卷子”。此书还附录了近80幅图片,内容几乎包括了敦煌的各个方面,如壁画、塑像、写卷、石刻拓本等等,使台湾地区大部分向往敦煌及敦煌艺术的人,可以得偿夙愿,一饱眼福。著名学者劳?衷诒臼樾蛑谐频溃骸白非г刂?残遗,理百家之得失,综诸簿籍,永作津梁。”[7]可谓知言。此外,像《敦煌》(图说)、《敦煌绘画》,以及由台北中华五千年文化集刊编委会印行的《敦煌篇》,都是有关敦煌文化的优秀普及读物。     六 结 语
  以上对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学研究成就从各个方面分别作了简要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苏莹辉对于敦煌学的研究,作出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莹辉先生宏富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包括敦煌史地、敦煌艺术、写本文献、敦煌文学、考古等各个方面,不仅大大推进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进程,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在1950到1970年代始终能够有声音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交流;而且,他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研究,解决了诸多敦煌学领域的难题,也提出了不少敦煌学研究新的学术问题,成为后辈学者继续前进的津梁。
  第二,苏莹辉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对敦煌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探索和运用,尤其是纵横联系的历史学方法,总览全局的宏观俯视方法,重视资料考辨的求证方法,多角度的切入方法,对后辈学者极具启发性和引导性。
  第三,积极介绍评述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断梳理敦煌学学术发展脉络,使学界及时了解国际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同时,一再鞭策勉励国内学者努力展开研究,奋起追赶国际学者,在学术研究上为国争光。1950年代之后台港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蒸蒸日上,代有杰出人才取得非凡的成就,应该说与苏莹辉先生的这种历史使命感、民族荣誉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分不开的。
  第四,积极向各界介绍普及敦煌学的基本知识。在苏莹辉先生的著述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关于敦煌及敦煌学的介绍普及方面的,不但有很多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还有若干专门的著作,对敦煌学作了系统介绍。应该说,台港地区敦煌学研究的繁荣,敦煌与敦煌学之受到重视,就是苏莹辉等先生大力介绍传播的结果。